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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中宇:为聚敛鼓舌的“优秀共产党员”连封建官僚都不如

楼主:乌有之乡网 时间:2021-10-14 11:36:13

汉中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鲜有其匹。我们之所以自称汉族、我们的语言之所以称为汉语,都源自大汉王朝----第一个长期存在郡县制统一国家。而汉朝之名则来自汉水。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王朝后,刘邦被势力最强大的项羽挤到南郑(即今天的汉中)做“汉王”。以汉初三杰(张良、萧何、韩信)为核心的刘邦集团在汉水盆地修养生息、集聚力量,最后打败项羽,统一国家,建立了汉朝。所以辛弃疾说“汉中开汉业”。

  后来一心“匡扶汉室”的刘备,也是靠定军山一战,夺得汉中,才能据有西蜀,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。诸葛亮长期亲驻汉中,其继任者蒋琬和费祎都曾长期在此驻扎。从魏延镇守汉中开始,险要之处都设立营寨,充实兵力,凭险据守,使进攻的魏军难入一步。继诸葛亮主持蜀汉军事战略的姜维,令汉中守军主力退驻汉寿(今常德市辖县),自撤汉中险要之备。结果钟会长驱直入,唾手而得汉中。汉中一失,蜀汉再无生路。正是“成也汉中,败也汉中”。

  所以,今天汉中的旅游业,总以西汉、三国遗迹为主要卖点。然而,汉中伴随我们这个社会在郡县制的官僚体制中一直走到今天,我们先辈走过的艰辛历程和留下的带血教训,同样刻在汉中的历史上,惜乎时人多视而不见。朱常浩和严如煜就是两个典型。

  朱常浩,明神宗(朱翊钧)之第五子,万历二十九年(1601),被封为“瑞王”,建藩汉中。在郡县制统一国家里,皇族位居社会金字塔的顶端。在明神宗诸子中,朱常浩并不得势,所以被封到远离政治中心的汉中。这样一个不得势的皇子,在社会大众的眼中是何形象?

  《明史·地理志》载:“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,建瑞王府于南郑(汉中附郭首县)”。瑞王府在汉中城内北教场,规模宏大,房屋毗连。其范围:东包莲花池,南至西大街,西包今北教场粮库,北靠城墙,几乎占了汉中城的四分之一强,犹嫌“狭窄”,还把北城墙向外推移,扩展府邸地基。据民国郭凤洲主编《续修南郑县志》“城池”类载:“明天启元年(1621年),建瑞藩,展北二丈十步。”这一切都是在朱常浩到汉中之前进行的。王府建成六年后,朱常浩才到汉中住下,“天启七年(1627年2),之藩汉中”(《明史·瑞王朱常浩传》)。

  到汉中后不到一年,农民起义的烈火就包围了汉中。朱常浩只好向崇祯帝朱由检哭诉:

  “臣在万山绝谷中,贼四面至,覆亡无日。臣肺腑至亲,籓封最僻,而于寇盗至迫,惟陛下哀怜。”(同上)

  一遍哭诉还不忘一边表功:“臣捐犒军赈饥银七千余两”。这七千余两银是什么概念?史载“常浩年已二十有五,尚末选婚。……,而日索部帑为婚费,赢十八万,藏宫中,且言冠服不能备”(同上)。两相比较,“犒军赈饥”与“冠服”在这位端王心目中的地位立现。而“常浩在宫中,衣服礼秩降等”。可以想见,那些“衣服礼秩”不降等的皇族成员,仅“冠服”一项要靡费多少民脂民膏。

  自元代以后,汉中在行政上就归陕西管理。然而“及寇逼秦中,将吏不能救,乞师于蜀。总兵官侯良柱援之,遂奔重庆。陇西士大夫多挈家以从。十七年,张献忠陷重庆,被执,遇害”(同上)。这位端王南逃到四川的大城市重庆,还是难逃一死。

  其实,他向之乞怜的崇祯帝,在农民起义的烈焰中,也难逃一死。在宫廷斗争中比朱常浩得势的楚王朱华奎,封在远比汉中繁华的武昌。朱华奎在位六十三年,府内钱财堆积如山。崇祯十六年(1643年)张献忠进攻武昌,湖广地方大员齐聚楚王府,跪求朱华奎捐资助饷,朱华奎指着洪武朝所赐之裹金交椅,说道:“此可佐军,他无有!”。武昌被攻陷后,义军“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,辇载数百车不尽”,张献忠笑曰:“有如此赀财而不设守,朱胡子真庸儿!”随后把朱华奎放进竹笼,沉入江中,尽杀楚王宗室(吴伟业《绥寇纪略》卷一)。

  明末这一幕,展现了郡县制大一统王朝末期,皇族的悲惨下场。而导致这下场的因素之一,就是皇族之贪鄙短视,之聚敛无度,之要钱不要命。后世文人多着墨于张献忠的残暴,在满清文字狱阴影下的文人,其文字未必可信,抹黑农民起义的首领,以取悦当时的统治者,倒是合乎情理的。即便张献忠真的残暴,残暴之徒何时没有?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何明末张献忠能颠仆不灭,终成气候,以至横扫大半个中国,建立起大西政权?为何有那么多的人成了他的徒众?

  端王朱常浩聚敛的最大成果,恐怕就是汉中那宏大富丽的端王府了。朱常浩逃走后,瑞王府便被当地人拆除尽净。到清代时,已成废墟,仅存后花园遗址。

  1982年7月,成立“汉中市汉湖公园筹建处”,在原明朝瑞王府后花园遗址基础上改建公园,1989年由原“汉湖公园筹建处”更名为“汉中市莲花池公园管理处”。2014年元月,莲花池公园正式对外免票开放。现在湖中的两座太古石,就是瑞王府仅存遗物。

  明末皇族的聚敛,落得如此结局,岂不发人深省。

  大明一朝亡于农民起义的怒潮。这怒潮因何而起,则是后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。汉中位于川、陕、楚交界处,四周都是山区。明、清两朝一直是社会动荡之源。清代的汉中知府严如煜,是统治集团中直面这个问题的人物之一。他因此成为清代汉中最值得回顾之人。但除了清史研究者,很少有人注意到他。

  严如煜(1759—1826)湖南溆浦人。字炳文,一字苏亭,号乐园(一说字乐园)。曾就读岳麓书院。留心经世之学,精研天文,地理,兵法。清乾隆五十四年(1789)举优贡。

  明末李自成起义根据地在商洛地区,起义失败后,清军清剿当地起义农民,使当地人口严重损失。以至于在清政府成立后一段时间,在陕西南部形成了地方上“有官可置、无民可治”的现象,地方政府税收寥寥无几。为改变这种现象,清政府借鉴了“湖广填四川”的移民经验,向陕西南部山区实施强制性移民。使移民成为这里人口的主体。原有稳定社会的宗族结构被削弱。随着人口增多,又出现了向深山老林寻求生存空间的“棚民”潮,社会更不稳定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爆发了川、陕、楚白莲教起义。

  严如煜以洵阳县(清属兴安府,今属安康)知县起家,后升至汉中知府、陕西按察使,从嘉庆初年起参与镇压三省交界地区的反抗活动先后达20余年。流民问题素来是危及统治集团的重大因素,三省地区流民反抗的规模之广,声势之大,影响之巨,历来为其他地区所不及,而自明代以来,尤为严重威胁,劳师糜饷,卒无所成。清代嘉庆初期的川、陕、楚白莲教军即以此地区为反抗中心。

  严峻的态势使严如煜认识到,仅靠武力解决不了问题,需要了解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源,方能有的放矢、釜底抽薪。于是他对三省山区的社会,尤其是其底层人口的生活状态进行了实地考察,写出了《三省山内风土杂识》一书。当时知识界流行的是考据学,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,很难进入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法眼。严如煜此举简直就是惊世骇俗、凤毛麟角。

  书中描述了棚民的流向和棚民名称的缘起:

  “流民之入山者,北则取道西安、凤翔。东则取道商州、郧阳。西南则取道重庆、夔府、宜昌。扶老携幼,千百为群,到处络绎不绝。不由大路,不下客寓,夜在沿途之祠庙、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,取石支锅,拾柴作饭。遇有乡贯便寄住,写地开垦,伐木支椽,上复茅草,仅蔽风雨,借杂粮数石做种,数年有收,典当山地,方渐次筑土屋数板;否则仍徙他处,故统谓之棚民。”

  书中较详细记述了山内棚民的生计:

  农业口粮:“数十年前,山内秋收,以粟谷为大庄,粟利不及包谷,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。包谷高到丈许,一株常二三包。山民言大米不耐饥,而包米能果腹。蒸饭作馍,酿酒饲猪,均取于此,与大麦之用相当,故夏收视麦,秋成视包谷,以其厚薄,定岁丰歉。”

  零星杂用:“山民粥之外,盐、布、零星杂用不能不借资商贾。负粮贸易,道路辽远,故喂畜猪只,多者至数十头,或生驱出山,或腌作脯,转卖以资日用。”

  交易方式:“山民贸易,定期赴场。场有在市旁者,亦有开于无人烟之处,曰‘荒场’。”

  经营工厂:“山内营生之计,开荒之外,有铁厂、木厂、纸厂、耳厂各项,一厂多者恒数百人,少者亦数十人。”当时有人认为山内办厂,容易聚众,聚众则容易闹事,所以主张解散各厂以消弭乱源。严如煜反对这种主张,力主建厂以维流民生计,他说“若不准开厂,则工作之人,无资以生,添数十万无业流民,难保其不附从作乱。”严氏所论,显示了他从保障民生出发的政治眼光。

  严如煜在《棚民叹》一诗中,用写实的手法记录了棚民们艰辛、悲惨而无望的处境。

  终南古陆海,千里望苍茫。板屋几土著,结棚满山梁。

  扶老携释弱,鹈结无完裳。画烦支礁石,夜宿依空桑。

  远从楚黔蜀, 来垦老林荒。

  ……

  冲寒砍棘树,夜烧连从篁。雨水才过节,伛偻挥锄忙。

  春深挑野菜,续命糁米汤。指望收成好,满蟑歌穰穗。

  谁知山地薄,涂泥壤非黄。年深叶成土,一年肥于肪。

  三载五载后,硗确锸刀锥。况复近岁来,低山尽村庄,

  沟岔无余土, 但剩老青冈。

  这些来自四方的流民之间没有宗族和礼教等纽带关系。严如煜认为这正是流民的“致乱”之由:

  “川陕边徼,土著之民,十无一二。湖广客籍。约有五分。安徽、河南、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。五方杂处,无族姓之连缀,无礼教之防维。呼朋招类,动称盟兄。姻娅之外,别有干亲。往来住宿,内外无分。奸骗之事,无日不有。人理既灭,事变所以频仍也。”

  他注意到,棚民中有一部分不事生产的人,被称为“闲打浪”,是破坏社会秩序的消极力量:

  “山内各色痞徒,闲游城市者,统谓之‘闲打浪’。此辈值有军兴,则充乡勇营夫,所得银钱,随手花销。遇蝈匪则相丛劫掠;值兵役亦相帮搜捕。不事生产,总非善良。闲打浪既久,便成蝈匪。蝈匪之众,即为教匪流贼。能令地无游民,则盗贼自弭矣。”

  他看到了稳定社会的关键:“能令地无游民,则盗贼自弭矣”。

  恢复生产、澄清政治是“令地无游民”的必要前提。汉中战乱已久,民生凋敝。在汉中知府任上,严如煜遍视村寨,察访民间疾苦,劝民耕织,他亲自编写通俗易懂的《耕田歌》、《教织歌》等歌谣,教百姓传唱,教导百姓安心耕织,勤俭成家。

  陕西郑渠、白渠、龙首渠等水利设施年久废毁,稍有旱情便成灾,严如煜组织修治,全部恢复。还修复山河、五门、杨坝诸堰,灌田数万顷。

  某年大饥,他因督筑宁陕新旧城,年底才回府,请赈的期限已过,巡抚感到为难。他正月初一进谒巡抚,解下印绶,禀道:“某治郡无状,致天灾,宜劾。且十数万人待死沟渎,请赈勿得,亦无面目还郡也。”伏地流涕不起,感动了巡抚,最终请赈以归。

  严如煜深知“民为邦本”,忠实践行民本思想。他为治廉勤,讼无宿留,民间有“严不再炊”之谣,意思是说严如煜为民办事,不等第二天。他为官注重深入实际,经常走村串乡,熟悉风土人情、山川形势,熟知民众的心理,民众所盼望的,因势利导促成之,民众所厌恶的,顺乎民心消除之。平日又不修边幅,待人随和,路上行人遇到他,还以为是田夫野老,不知是堂堂太守大人。

  而今到汉中,不妨去看看汉中中学。那是汉南书院的旧址。汉南书院毁于战火,经严如煜修复、扩建,奠定了其基本格局。那里至今留有汉南书院的遗迹。

  以今天的视角看,严如煜显然是统治集团的成员之一。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,更不是共产党员。然而在哪个朱常浩们大肆聚敛,搞得民生凋敝的时代,他认识到安定民生是社会稳定之本,并身体力行,付诸实践。结果,百姓对他视同亲生父母,“其卒也,秦民巷哭,如失慈父母”(《严如煜墓志铭》 陶澍(布政使衔陕西按察使))。与之相比,时下那些致力于聚敛的“共产党员”、那些为聚敛势力摇唇鼓舌的“优秀共产党员”,那些为新生资产阶级辩护的“党校教授”们,情何以堪?别忘了严如煜不过是旧时代官僚体系中的一员而已。

  郡县制在中国存在了数千年,至今仍在深深地影响着每个国人。在这个制度下,统治集团内部常有两类人,朱常浩、严如煜就是这两类人的样本。哪类人占主导地位,决定了社会的治、乱。历史告诉我们,在每个王朝内,朱常浩类的总是越来越多,越来越得势;严如煜类的总是越来越少,越来越边缘化。于是,类似明末的结局总是一再上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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